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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月英:苦守深山37载  

2017-09-06 15:47: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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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日报》(2017年08月31日 05版)

  本报记者 卢翔 本报实习生 邹娜妮

  绵延起伏的高山之中,像是随意撒上去的几处村落,隐藏在山坳间的平地。支月英任教的小学就坐落在这海拔1400米的大山上。

  今年年初“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之后,支月英回到了江西奉新县白洋洞,继续教书。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火了”,许多的媒体、学者、作家、访问者慕名往她所在的深山里去,他们来了,他们走了。而支月英同以往的36年一样,开始了第37年的守候。

  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一腔热血不惧风雨

  1980年,19岁的支月英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已关闭)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来到奉新县澡下镇支教,“反正离家近,有啥关系。”她想,老家南昌进贤县距离这个教学点才200公里,可是之后的情况却让她措手不及。

  “当年村里的教室破烂不堪,户外的寒风把窗户吹得嘎吱嘎吱作响,我住在学校最南边的一间房子里,半夜听到飞禽野兽的叫声,‘哇’地一声就吓哭了。那张摇晃的木板床,我到现在还记得。”支月英调侃,自己生活的每一天都有野兽“作陪”。

  她没有提到进山的路需要走整整3个小时,最初都是乡村里踩出来的泥土路,一边是山体,一边是千米高的山崖。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两条腿,马路进山村已经是21世纪的事情了。

  她也没有提,是留守儿童们的朴实、天真,眼里透着的求知渴望深深打动了她,她决定留下来,做孩子们的依靠。她将这些心思都藏在对孩子们的爱里。

  将课本、教学工具搬上山,她一个人;去山下开会,学习培训,她一个人;给学生做饭,送他们回家,她一个人……“交通苦,生活苦,什么都苦,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坚持下来的。”支月英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作为一位把教书育人作为终身追求的女性,支月英选择了一条更难的道路,并一路前行。

  为了方便搬运书籍和上下山,1991年,月收入还不到100元的她咬咬牙,买了人生中第一辆摩托车——雄狮125,这是一款马力足够爬上大山陡坡的男士摩托。“为了安全,我骑得很慢,可还是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她回忆道。

  2012年,她像往常一样下山运书,在一个拐弯的死角撞上了一辆货车,对面是装满毛竹的大型车辆,一个瞬间,她被车尾突出来的一大截毛竹扫倒了,当场陷入昏迷。“那是伤得最严重的一次,摔到脑袋了,医生说是短暂性失忆,住院十几天。”支月英说。

  这是她骑的最后一辆摩托车,于2015年正式退役,在此之前的20余年,她一共骑坏了6辆男士摩托,因此被乡亲们戏称“骑坏6辆摩托的女人”,而她则自封为“大山里最会骑摩托的女人”。

  生性乐观要强的她把所有的苦都吃进了肚子里,她笑着,诉说着这一路走来的艰辛。而一直没变的,是“润物无声,相伴无尽”的初心。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

  雨后漫延开来的水雾,给半山腰处的老屋又添了几分朦胧,支月英带着记者爬上了山,“这里这么美,怎么舍得走。”她掏出手机,给远处的山峦和云雾拍了张照片。

  丈夫蔡江宁默默跟在我们的后面,因为工伤导致其脊椎无法伸直,可是他开面包车的技术却极好。

  “在这大山里,路那么陡,车技不好怎么行?”支月英解释道。她当着记者的面,和丈夫有一句没一句地吵架,埋怨对方从不去山顶上看她。私下里又转变了性子,偷偷跟记者说:“我们都是表面凶的,其实他是最理解我的人。”原来,蔡江宁本在县林业局工作,多次劝妻子下山无果,反倒是自己上山做了护林员,只为了多照应一下妻子。

  2000年以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她常常头昏眼花,患上了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糖、胆总管胆囊结石、视网膜出血等疾病,如今,她的右眼已完全失明。2013年,支月英右腿严重静脉曲张,开刀治疗带来14道刀口,从此之后,她的身体极度怕冷,哪怕在40摄氏度的夏天也需要穿着长裤。

  “身体越来越差了,不知道还能教书多久,也不知道第二个愿意留下来的老师什么时候来。”她在不经意间吐露着内心的苦恼。

  教学点的隔壁是一处破败的土屋,住着独居老人刘丽秋,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2011年老伴去世后,支月英就开始和老人搭伙过日子。“脑子已经有些不灵光了,一下子把我当姐妹,一下子把我当女儿,也只有我陪着她了。”夏日炎热,支月英搀着老人的手回院里乘凉去了。

  白洋洞的孩子把她当“妈妈”,中年妇女把她当“姐妹”,老人把她当“女儿”,当地的百姓俨然把她当成了亲人,支月英扮演着很多角色,可这些角色的出发点都是陪伴,这是大山赋予她的责任,也是她多年的信仰。

  不问花开几年 只为不负本心

  李若涵的暑假伙伴是一条叫“小黑”的土狗,小黑不黑,瘸着一只后脚,每时每刻都蹭在小主人的身边。“不少同学都去爸爸妈妈那儿了。”李若涵6岁,在生人面前有些羞涩,一双大眼睛懵懂而又明亮。

  白洋洞教学点有学前班、一年级到三年级,今年全校一共有9个学生,8个是留守儿童;去年15个学生,超过10个是留守儿童。李若涵是“硕果仅存”的父母在身边的那一个。

  整个7月,支月英都呆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辅导功课,“不看着他们,一个个都不写暑假作业。”她拍拍李若涵的头,补充说道:“这个啊,最闹腾,爸爸妈妈在身边也管不住。”

  在澡下镇,越来越多的农村小学被废弃,物质条件改善的农民工会把子女接到城里去上学,还留在镇上读书的孩子,大多数的父母都奔赴他乡打工,他们因此被迫和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相依为命,成为留守的一代。

  这个双眼像水晶石一样漂亮的小姑娘的同学们就是这样,他们一年几乎只有两次见到父母的机会,一次是过春节的时候,一次是漫长的暑假。8月伊始,小候鸟们便告别“支妈妈”,飞向了父母的身边。

  除却这短暂而又重大的重逢,是支月英陪伴着大山上的留守儿童们长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叫她“支妈妈”的学生如今叫她“支姐姐”,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把自己的下一代交给支月英去教。“我儿子马上读一年级了,还是在这上学。”家住白洋洞的李业美是支月英的第一代学生,她说不上来自己的小孩是第几代学生。

  “许多留守儿童依然在这大山里,他们需要老师,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人家觉得我往山里面走是件傻事,可是山里需要我这样的傻子。”37年后的支月英初心不改,她掷地有声地说出这句话。

  学校的围墙上写着“老师有希望,学生才有希望”,正如她反复诉说的那样:“不是因为希望才去坚守,是因为坚守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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