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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的诗篇  

2016-04-11 15:29: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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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日报》(2016年04月11日 05版)

  本报记者  陈俊宇

  2014年9月30日正午,深圳。

  24岁的富士康普工许立志,离开了城中村的家,来到AAA大厦17楼。出电梯,左转,迎面是一条满是办公室的走廊。折返,另一头,那里有一扇窗,扶着窗框朝外看,是林立的高楼,他看了5分钟。

  如他在《跳楼》一诗中写的那样,“他想着想着 / 往前挪了一步”。

  4天后,秦晓宇匆匆带着拍摄团队赶到深圳,记录下许立志生活过的小屋;去到揭阳,这是许立志的故乡,见到他苍老的父母与沉默的大哥许鸿志。

  包括许立志跳楼前的监控视频,都出现在纪录影片《我的诗篇》之中。

  今年3月末,《工人日报》记者在北京见到《我的诗篇》的总撰稿、导演秦晓宇和导演吴飞跃。

  《我的诗篇》是一部以诗歌为主题,聚焦生活在底层工人的纪录电影。富士康苹果手机生产工人许立志是其中一位,此外还有叉车工乌鸟鸟、爆破工陈年喜、制衣厂女工邬霞、在地下至少600米深处的矿工老井以及少数民族工人吉克阿优。在影片中,他们用诗歌赞美劳动、保存爱情,也用诗歌思考前途、直面死亡。

  打工者,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和被漠视的族群”。在《我的诗篇》近两小时的影像里,或许可以窥得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影片

  近一年来,主创们频繁地在各个城市之间穿行,出现在众筹观影会上,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纪录影片。

  2015年6月21日,于《我的诗篇》是重要的一天。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上,《我的诗篇》从来自4个国家的5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荣膺首次设立的最佳纪录片金爵奖。

  往前回溯,当年2月2日,《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皮村举办。这场朗诵会成为纪录片的结构中心,打工诗人在现场的朗诵是其出场方式,然后镜头拉回他们实际的生活场景,如此反复。

  再往前,2014年6月,纪录影片启动。为何要做这样一部纪录片?

  一个简洁精准的故事版本是:2014年3月,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偶然的机会看到诗歌评论家秦晓宇一篇描写工人诗歌的文章——《共此诗歌时刻》,觉得非常意外:在当今中国仍有一批一线的劳动者,比如矿工、搬运工、保安、车床工乃至凉菜师傅在写诗,他们的诗歌描写的正是生活和劳动本身。

  于是,他给秦晓宇写信联系,并一起策划《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这部诗集,收录了50余位工人的诗歌。后来,吴晓波又找到帮他拍摄《激荡三十年》的导演吴飞跃。他们三人一道启动了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拍摄工作。

  “用这6个人的微观故事,来表现当代工人的整体。这其实有一点宏大叙事,透过他们去观察中国工人的处境,他们的生活境遇、精神世界以及悲欢离合。”

  不过,影片还未能通过排片走进影院。片方为此发起了“百城众筹观影”活动。据吴飞跃介绍,现已形成固有模式:用众筹加社群的方式,先发布信息征集发起人,再依靠发起人去推广影片,征集观众。从去年9月至今,已在全国进行了200场众筹观影。

  有我传媒的创始人孙欣悦就是通过一场众筹观影看到了该片,“很受触动”,“作为一家国际版权机构,我们特别渴望可以遇到像《我的诗篇》这样的优秀作品,可以由我们来运作和代理走向海外。”

  去年初冬,双方接触,一拍即合。“目前《我的诗篇》已经得到官方邀请参加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影展。”孙欣悦告诉记者。

  “这是我们最起码的诚意”

  拍摄《我的诗篇》最早确定的两位人选,许立志是其中之一。

  2014年4月,秦晓宇在网上看到了许立志的诗歌,眼前一亮。“许立志是一定要拍摄的,他是这个纪录片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他是新生代农民工,这是中国工人群体的主流,并且是富士康这一典型世界工厂的一员。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文学风格,写出了一些很独特的诗歌出来。”秦晓宇说。

  然而,当拍摄团队的工作人员8月份与许立志联系时,“他是不愿意的,说已经不写诗了。”

  “不曾想到”,一个月后,许立志跳楼身亡。“这也更加坚定拍摄他的想法。”秦晓宇回忆道,拍摄团队很快联系上了许立志的哥哥许鸿志,然后做通了父母的工作,进入到许家。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让许家再次直面亲人离世的悲痛,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我知道死亡是无以安慰的,这是没有办法扭转的事实。但是在家人眼中,许立志或许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而我们必须告诉他父母的是,他的儿子其实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秦晓宇是为当初的抉择做过心理建设的,“当悲剧无法避免时,这多少算是一点安慰。”

  对于其余5位打工诗人,拍摄团队选择了跟踪拍摄。“充满了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困难。”事后回看,吴飞跃对当初拍摄的困难轻描淡写。

  为了拍摄矿井工人老井,拍摄团队跟着他下到地下650米深处。“这是老井工作25年的地方,我们必须进行还原和呈现,不去就拍不到有价值的素材。”秦晓宇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做纪录片最起码的诚意。”

  老家在陕西商洛的陈年喜已经做了至少15年的巷道爆破工。

  “年喜工作的金矿洞,那一条矿洞都是爆破工一点点炸出来的,那些岩石稍微松动一下,都是很危险的。”导演们回忆,“我们拍的时候就有石头掉下来,砸在旁边……”

  整整一年时间,拍摄剪辑、完善打磨,《我的诗篇》诞生,这是我国第一部通过诗歌来深入表现工人题材的纪录电影。

  流水线上只有“们”

  在工厂流水线上,活跃着数量不少却难以准确统计的打工诗人。能进入主流文学圈者,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一如他们最基本的“打工者”身份,为人漠视。

  这是纪录影片《我的诗篇》被赋予的意义。“我们为这些打工诗人提供一个平台,或者说是提供一个方式而已,让他们的声音可以发出来,可以获得更大的聚焦。”这是两位导演达成一致的共同点。

  然而,流水线上,只有“们”,这是一直未变的。这些打工诗人一直寄望于诗歌去抒发个体意识,一种反抗,尽管微弱。

  在《当代工人诗典》中,第二位入选诗人是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而为人所熟知。1952年出生的舒婷,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之前流转在各个工厂。1980年1月,她写下《流水线》:

  “在时间的流水线里/ 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一切我都能感觉到了/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 但是奇怪/我唯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

  也就是1980年,郑小琼出生在四川南充市一个贫苦农家,21岁从当地卫校毕业后在乡村医院工作了半年,便南下到广东打工,不断转厂换工作。

  2007年,她辗转到一家塑料厂,在不可考的具体时间她写下同题的《流水线》,发表在《长安文学》的2007年第2期,是她在东莞市东坑镇黄麻岭的一家小五金厂做轧孔工的日常写照。

  “在流水线的流动中,是流动的人/ 他们来自河东或者河西,她站着坐着,编号,蓝色的工衣/白色的工帽,手指头上工位,姓名是A234、A967、Q36……/或者是插中制的,装弹弓的,打螺丝的……”

  五金厂的流水线上,所有人都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没有我、只有们。这些,都被她写进了诗里。

  为何要写诗?郑小琼慎重地给出答案,“我告诉自己,我们是这个珠三角城市所发生的事情的见证者,应该把见到的想到的记下来。这是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

  郑小琼也是影片的拍摄对象之一。“但是她的这条路没有借鉴意义,是孤立的。”秦晓宇喟叹,“这样的例子也不会太多。”

  但是,写诗成了打工者一种无需言说的传承。2013年12月5日,深圳富士康的一名流水线工人,1990年出生的许立志,写下《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一年后,他用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2014年10月15日,许鸿志将弟弟的骨灰撒入深圳南澳的海水。这是《我的诗篇》的末尾,与之相应的字幕是许立志写下的最后一首诗:“不必叹息,或者悲伤 / 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有多少人关心过,打工诗人们真的过得“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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